蘭陵史志|“江陵焚书”真正主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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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中国文化史上一场空前的浩劫发生在一千四百六十一年前，公元555年1月10日（梁元帝萧绎承圣三年十一月甲寅）晚上，被西魏大军围困的梁朝首都江陵城（今湖北荆沙市江陵区），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的珍贵典籍十四万卷图书几乎全部焚毁......到底是梁元帝命令舍人高善宝所为，还是西魏蛮军为了断绝南方汉文化传承......历史无法假设，但却只会有一个事实！

   “江陵焚书”真正主谋人是谁？

梁承圣三年十一月辛亥（公元555年1月7日），梁的首都江陵被西魏攻陷了。等待江陵的将是一场浩劫：十万余人被掳作奴隶，浩浩荡荡地向西魏的首都长安进发，他们有二三成冻死、饿死在路上；江陵成为一座废城；储藏在江陵的十余万卷图书，也都消失在熊熊烈火之中。这场浩劫的总指挥和实施者，无疑是陈寅恪所谓的“关陇贵族集团”——即西魏的实际执政者宇文泰和指挥战役的于谨、宇文护、杨忠、韦孝宽等人。至于江陵焚书的责任者，历史上普遍以为是梁的时任皇帝——梁元帝萧绎，几乎没有疑问。然而真相将会推理出：梁元帝萧绎不可能、没有时间、也没有做到完成焚书，因此江陵焚书的责任者，也只能是宇文泰、于谨等人。

关于这则历史讼案，下文将予以解读。

一

一千四百六十一年前，梁元帝萧绎的首都保存着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最大规模的皇家图书馆。这些图书的价值，从它们的来历就能完全了解。对此，《隋书·经籍志》有详细记载，大致如下：

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规定以吏为师，禁止百姓收藏图书。学者逃亡山林，有的连儒家经典也没有能保存下来，只能靠口头传播。

汉惠帝时取消了禁止百姓收藏图书的法令，儒家学者才开始在民间传播学说，但由于原书没有完整地保留，长期依靠口头流传，造成很多错乱和遗漏，《书经》出现了两种本子，《诗经》有三种，齐地流传的《论语》与鲁地不同，《春秋》有数家之多，其他的典籍更混乱。汉武帝设置了太史公作为专门机构，收藏全国献上的图书。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就是以太史所藏史书为主要依据写成一百三十篇《史记》的。到了汉成帝时，这些藏书又流失了不少，因而派陈农到各地收集散落在民间的图书。又令光禄大夫刘向等人加以校阅整理，刘向死后，汉哀帝令其子刘歆继承父业，终于将三万三千九十卷书分为七类，编成《七略》。

王莽覆灭时，皇宫中图书被焚烧。东汉光武帝、明帝、章帝都很重视学术文化，特别注重儒家典籍，各地纷纷献书，皇宫中的石室和兰台的藏书又相当充足了。于是将新书集中在东观和仁寿阁，令傅毅、班固等依照《七略》分类整理，编成了《汉书·艺文志》。可是到董卓强迫汉献帝西迁长安时，军人在宫中大肆抢掠，将用缣帛写成的长卷当作帐子和包袱，但运往长安的书籍还有七十余车之多。以后长安也沦于战乱，这些书籍被一扫而光。

魏国建立后，开始收集散在民间的图书，由中央机构秘书负责收藏整理，根据不同内容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加上西晋初在汲郡（治今河南汲县西南）古墓中发掘出来的一批古书，共有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不久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爆发，首都洛阳饱受战祸，成为一片废墟，皇家图书荡然无存。

东晋在南方立国后，又陆续收集了一些，但对照原来的四部目录，只剩下三千十四卷。此后北方的遗书逐渐流到江南，如东晋末刘裕攻占长安时，曾从后秦的府藏中收集到四千卷古书。到宋元嘉八年（431年）秘书监谢灵运编成《四部目录》，已著录了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到齐朝末年，战火延烧到藏书的秘阁，图书又受到很大损失。梁初的秘书监任在文德殿集中、整理图书，不计佛经共有二万三千一百六卷。由于梁武帝重视文化，加上江南维持了四十多年的安定局面，民间藏书也大量增加。侯景之乱被平息后，湘东王萧绎（即以后的梁元帝）下令将文德殿的藏书和在首都建康（今南京市）收集到的公私藏书共七万余卷运回江陵。

其余的七万卷应该是梁元帝在江陵的旧藏，至此，他的藏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十四万卷。

梁元帝将这些图书付之一炬的后果如何，《隋书·经籍志》也有记载：

由于北方长期战乱不绝，图书散失更加严重。北魏统一北方后，朝廷的书籍还很少。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曾向南方的齐朝借书，藏书才稍有增加。尔朱荣之乱时，朝廷的藏书又散落民间。北周在关中建立之初，藏书只有八千卷，以后逐渐增加到一万多卷，灭北齐后又获得了五千卷。

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接受了秘书监牛弘的建议，派人到各地搜访异书，规定原书可在抄录或使用后归还，并且每卷发给一匹绢的奖赏，因此收获很大。隋灭陈后，又获得了不少书籍，但这些大多是太建年间（569—592年）新抄的，用的纸墨质量差，内容也错误百出。这说明经过江陵焚书，南方的古籍已毁灭殆尽了。经过整理，隋朝秘阁的藏书达到三万余卷。隋炀帝时将秘阁的藏书抄写了五十份副本，并在东都洛阳建观文殿作藏书之用。

唐武德五年（622年）灭王世充，攻占洛阳后，将所有图书装船运往长安。由于过三门峡时翻了船，大多数图书落水漂没，留下的只有一二成，连目录都残缺不全。唐初修《隋书·经籍志》时收集到的书有一万四千四百六十六部，共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六卷。

由于唐初的藏书包括了555年以后数十年间问世的书籍，实际恢复的旧籍还不满原来的一半。从数量上说，梁元帝毁灭了传世书籍的一半。从质量上说，他所毁的是历代积累起来的精华，质量自然远在民间所藏或太建年间抄本之上，所以损失是无法用数量来估价的。

从秦始皇到唐初，中国的书籍已经遇到了大小无数次灾难。从唐初到现在，天灾人祸又难计其数，当时的近九万卷书中大多也没有能保留下来。但一次由皇帝主动焚毁十四万卷书的记录，在这二千多年间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史上也是罕见的。

要是梁元帝没有焚书，那么即使在西魏军队占领江陵时有所破坏，总有一部分会作为战利品集中到长安，也总有一些会流传到今天，而间接保留到今天的信息必定会更多。如果这样，公元555年前的中国史会比今天所了解的丰富许多，中国古代文明必定会更加辉煌。

二

一千四百六十一年后的今天，中国人中知道发生过这场浩劫的人肯定已经不多了，但是江陵焚书的起因却是值得所有关注中国文明命运的人认真思考的。

梁元帝焚书的间接原因是西魏的入侵和防御战的失败。公元554年11月（梁承圣三年十月），西魏遣大将于谨、宇文护、杨忠率五万大军从长安出发，直指江陵。其实，二年前梁元帝定都江陵，就已经注定了他覆灭的命运。江陵背靠长江，北方无险可守，而且远离南朝长期的政治、军事中心建康。为了应付兄弟和宗族间的冲突、控制潜在的敌对力量，他又将军队分驻在各地，对北方的强敌西魏非但不加防范，还妄想利用它来消灭异己，甚至在接到梁朝旧臣马伯符从西魏发来的密件时，还不相信对方已在作入侵的准备。

西魏的主帅于谨在出兵时就对梁元帝的战术作了预测：上策是“耀兵汉、沔，席卷渡江，直据丹扬”，即军队总动员后主动放弃江陵，转移到建康。中策是“移郭内居民还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军”，即将外城居民迁进内城，加固城防工事固守，等待援兵。下策是“难于移动，据守罗郭”，即不作任何主动转移，死守外城。而从各方面情况分析，梁元帝必然采取下策。以后的发展果然不出于谨所料，梁元帝的战术甚至比下策还糟糕。

11月20日，武宁太守（治所在今湖北荆门市东北）宗均报告了魏军即将南下的消息。梁元帝召集大臣商议，大将胡僧和谋臣黄罗汉说：“两国关系友好，并没有什么利害冲突，必定不会如此。”上年曾出使西魏的侍中王琛说得更绝：“我当时揣摩宇文泰（西魏太师，实际统治者）的神色，肯定没有入侵的道理。”梁元帝决定派王琛再次出使西魏。可是三天后，魏军已到达襄阳（今湖北襄樊市）一带，元帝这才下令内外戒严。但王琛跑到石梵（今湖北钟祥县境）后又给黄罗汉送去急信：“边境秩序井然，以前的消息都是儿戏。”这使元帝又将信将疑。直到11月28日，他才派人到建康去征召握有重兵的大将王僧辩来江陵任大都督、荆州刺史，率军入援。但他对抵抗魏军毫无信心，12月1日晚上在凤凰阁上已发出“今必败矣”的哀叹。即使在这样的形势下，他对部属的防范控制却丝毫没有放松，郢州刺史（治今武汉市）陆法和出兵援江陵，他派人阻止：“我这里能够破敌，你只要镇守郢州，不必调动军队。”就这样失去了一支最近的援兵。

12月10日，魏军渡过汉水，于谨派宇文护和杨忠率精骑袭占江津（今荆沙市沙市区东南），截断了江陵以东的长江水路。当天梁元帝在江陵外城的津阳门外举行了一次阅兵，但北风大作，暴雨骤降，只得草草收场。第二天，魏军攻下武宁，俘获太守宗均。一向坐轿的元帝骑马出城，部署在城周竖起一道六十余里长的木栅，命胡僧、王褒分别负责城东城西的防务，太子巡守城楼，百姓搬运木石。当天夜里，魏军到达离江陵仅四十里的黄华，14日进抵木栅下。15日，梁军开门出战，新兴太守裴机杀了魏将胡文伐。可是到了24日栅内失火，烧掉了几千家民房和二十五座城楼，魏军乘机大举渡过长江，于谨下令筑起包围圈，江陵与外界的联系完全断绝。尽管梁元帝已多次向四方征召援兵，但没有一支到达。实力最强大的王僧辩远在建康，虽已作了部署并派出前军，却准备采取等待时机、袭击魏军后路的策略，可惜还来不及实行，江陵就已陷落。另一支援兵由广州刺史（治今广州市）王琳率领，虽日夜兼程，但刚赶到长沙。27日，深感绝望的梁元帝撕下一块帛亲笔写上：“吾忍死待公（你），可以至矣！”催王僧辩进军，但早已无济于事。555年1月4日，梁军分路开门出战，全部败还。10日，魏军全面攻城，梁军主将胡僧中流矢而死，军心动摇，有人开西门放入魏军。元帝退入金城（内城），立即派两位侄儿作人质，向于谨求和。城南将领纷纷投降，城北的将士苦战到黄昏，听到城陷的消息才四散而逃。

元帝在焚书时想赴火自杀，被左右阻止，于是准备投降。谢答仁等劝他乘夜突围，只要渡过长江，就能得到驻在江南马头的一支梁军的救援，但元帝不惯骑马，认为“事必无成，徒增辱耳”。在王褒的挑拨下，元帝还怀疑谢答仁的忠诚，因此在他建议收集内城残部五千余人固守后又拒绝与他见面，气得谢答仁吐血而去。元帝换上白马素衣出东门投降，备受羞辱后，于1月27日被杀。魏军从梁朝王公大臣和江陵百姓中选了数万人为奴婢，作为战利品押回长安，其余老弱幼小全部杀尽，得到赦免的只有三百余家。当时天寒地冻，冰雪交加，又有二三成人沿途冻死或被人马踩死。

这场战争实际只进行了一个月，而且梁军根本没有什么有效的抵抗，最大的损失还是这十四万卷书和江陵城中的无辜百姓。

三

江陵焚书又是梁元帝主动犯下的罪行，因为魏军兵临城下时并没有焚书的必需，他要战要降也与是否焚书无关。在他被俘后曾被问到焚书的原因，回答是：“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这固然说明他至死也不了解亡国的真正原因，或者知道了而不愿承认，但也证明了他一生爱书，爱读书，由极度的爱突变为极端的恨，要让这些书成为他的替罪羊或殉葬品。

据《梁书·元帝纪》所载，他五岁时就能背出《曲礼》的上半部。虽然自幼瞎了一眼，却异常好学，“博总群书，下笔成章，出言为论，才辩敏速，冠绝一时”；“性不好声色，颇有高名”。这些话或许有所夸张溢美，但有几件事情却是不会作假的：元帝酷爱玄学，从554年10月19日开始在龙光殿给大臣们讲解《老子》。11月23日，魏军已经到达襄阳，他才暂停讲课，宣布“内外戒严”。到了27日，见边境没有什么动静，便又恢复讲课，百官只得穿着军装听讲。12月27日晚上，江陵已处于魏军合围之中，元帝上城巡视，还雅兴不减，随口作诗，群臣奉和。他的著作有《孝德传》三十卷，《忠臣传》三十卷，《丹阳尹传》十卷，《注汉书》一百五十卷，《周易讲疏》十卷，《内典博要》一百卷，《连山》三十卷，《洞林》三卷，《玉韬》三卷，《补阙子》十卷，《老子讲疏》四卷，《全德志》、《怀旧志》、《荆南志》、《江州记》、《贡职图》、《古今同姓名录》一卷，《筮经》十二卷，《式赞》三卷，文集五十卷，合计超过四百卷。如此广博浩繁的成果，即使是专业学者也并非唾手可得，对于一位活了四十七岁、又经历了多年乱世的皇帝来说，实在是了不起的成绩。他的诗文虽然不脱轻薄浮艳习气，但也不乏清新隽永之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据有一席之地。作为皇子，他先后在会稽（今浙江绍兴市）、建康、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和荆州（治江陵）任职，要收罗七万卷图书，并最终汇集到十四万卷，也是煞费苦心的。要说梁元帝爱书，爱读书，是毫无疑问的。

不仅梁元帝如此，历代帝王中爱书和爱读书的人还不在少数，如《隋书·经籍志》中提到的几次大规模征集图书，无不与当时帝王的爱好有关。连暴虐无道以至亡国的隋炀帝，在保存古籍方面也做了一件好事。要不是他下令将秘阁的三万卷书抄了五十份副本，说不定多数书会逃不过隋末唐初的战祸。皇帝既有绝对的权力，又有取之不尽的钱财，还有普天之下的臣民可供驱使，在收集、整理和保藏图书方面的作用是任何其他个人都无法替代的。

但是历史的悲剧也正发生在皇帝身上。一旦图书为皇帝所收藏，就成了他个人的私产，不仅从此与民间绝缘，而且随时有被篡改或销毁的可能，也会成为一位皇帝或一个朝代的殉葬品。梁元帝焚书后，又把所佩宝剑在柱上砍折，自叹：“文武之道，今夜尽矣！”在他眼中，十四万册书与一把宝剑一样，不过是他的私产，有用时用之，无用时毁之，何罪之有？

四

颜之推《观我生赋》：“民百万而囚虏，书千两而烟炀。溥天之下，斯文尽丧。（以下自注）北于坟籍少于江东三分之一，梁氏剥乱，散逸湮亡。唯孝元鸠合，通重十馀万，史籍以来，未之有也。兵败悉焚之，海内无复书府。”此处“悉焚之”的主语也可以是西魏。而且结合上下文，颜之推对西魏攻灭江陵的暴行充满谴责，这也是他一贯的立场。

庾信《哀江南赋》：“玉轴扬灰，龙文折柱。”有人以为这两句是指“文武之道，今夜尽矣！”事件（见下文）。然而“玉轴”也可以指代船只。况且《哀江南赋》中多渲染气氛的浮词绮语。

《梁书》、《周书》不载此事。

《南史》：“（元帝）乃聚图书十余万卷尽烧之。”

《隋书·经籍志》：“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经籍，归于江陵，大凡七万余卷。周师入郢，咸自焚之。”

《隋书·牛弘传》：“萧绎据有江陵，遣将破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馀卷，悉送荆州。故江表图书，因斯尽萃于绎矣。及周师入郢，绎悉焚之于外城，所收十才一二。此则书之五厄也。”按此，图书当储藏于江陵外城某地。

张怀瓘（开元年间）《二王书录》：“承圣末，魏师袭荆州，城陷，元帝将降，其夜，乃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并大小二王遗迹，遣后阁舍人高善宝焚之。吴越宝剑，并将斫柱，乃叹曰：“萧世诚遂至于此，文武之道，今夜穷乎！”历代秘宝，并为煨烬矣。周将于谨、普六茹忠等捃拾遗逸凡四千卷，将归长安。”《历代名画记》、《书法要录》与之颇同。

《资治通鉴》：“帝入东阁竹殿，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将自赴火，宫人左右共止之。又以宝剑斫柱令折，叹曰：‘文武之道，今夜尽矣！’...或问：‘何意焚书？’帝曰：‘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按此，图书当储藏于江陵宫殿，与《隋书》颇异。

总结：梁元帝焚书不见于《梁书》、《周书》，是极大疑点。《观我生赋》肯定了焚书的真实性，但责任人存疑。修于贞观年间的《隋书》、《南史》将责任人指定为梁元帝。依其记载，隋朝的牛弘也持此说。晚出的《二王书录》、《资治通鉴》等越出越详，《资治通鉴》近乎照抄《二王书录》。笔者以为，《资治通鉴》本是“有资于治道”之书，司马温公扬善抑恶之心过切，颇采小说家言，于历史真实往往不足为据。对江陵之战的记载也与其余诸书往往不合。因此后文不再采纳。

同时，除晚出诸书，所有记载，都是在关陇贵族集团执政的压力下写成。

五

一国的国君如果亡国，要么战死，要么逃跑，要么被俘，要么自杀，要么投降，要么禅让，历史上总该有个清晰记载。战死如王莽、陈友谅，逃跑如元顺帝，被俘如晋怀帝、明安宗，自杀如项羽、赵昺，投降如刘禅、孙皓，禅让如汉献帝、魏元帝，在历史上都不成其为问题。唯独对梁元帝，他的亡国有被俘和投降两种说法。《南史》和《周书》更是自相矛盾。

《梁书》：“辛亥，魏军大攻，世祖出枇杷门，亲临阵督战。胡僧祐中流矢薨。六军败绩。反者斩西门关以纳魏师，城陷于西魏。世祖见执，如萧察营，又迁还城内。”按此，梁元帝被俘，被押送到萧察处，又被押送回已陷落的江陵内城。

《南史·梁本纪下》：“辛亥，魏军大攻，帝出枇杷门亲临阵督战。僧佑中流矢薨，军败，反者斩西门守卒以纳魏军。帝见执，如梁王萧察营，甚见诘辱。”按此，梁元帝被俘，被押送到萧察处，但不记载回城事。

《南史·梁本纪下》：“遂使皇太子、王褒出质请降。有顷，黄门郎裴政犯门而出。帝乘白马素衣出东门，抽剑击阖曰：‘萧世诚一至此乎！’魏师至凡二十八日，徵兵四方，未至而城见克。”此处记载与上一则自相矛盾，且位于同一卷中。李延寿显然有着让读者自行判断的苦心。二《史》受关陇贵族集团压力尤大，作者的苦心也就不言而喻。

《周书·文帝下》：“辛亥，进攻城，其日克之。擒梁元帝，杀之，幷虏其百官及士民以归。没为奴婢者十馀万，其免者二百馀家。”与《梁书》完全一致。

《周书·于谨传》：“梁主屡遣兵于城南出战，辄为谨所破。旬有六日，外城遂陷。梁主退保子城。翌日，率其太子以下，面缚出降，寻杀之。虏其男女十馀万人，收其府库珍宝。得宋浑天仪、梁日晷铜表、魏相风乌、铜蟠螭趺、大玉径四尺围七尺、及诸轝辇法物以献，军无私焉。”此处记载与《周书·文帝下》完全矛盾。对于“城南之战”的不可能，下面会详细分析。南北朝门阀社会，传记很大程度上是所谓的家传，因此《文帝》和《于谨传》也可以看成是宇文泰和于谨的个人档案。于谨知道的事情，宇文泰怎么可能不知道呢？于谨以谨慎称，梁元帝投降的事情怎么可能不向宇文泰汇报呢，宇文泰如果得知，怎么可能不关心、不在个人档案上记一笔呢？这是说不通的事情。至于“军无私焉”，已经和《周书》的“谨恣诸将校取之”自相矛盾，故不赘述。

《周书·王褒传》：“及大军征江陵，元帝授襃都督城西诸军事。襃本以文雅见知，一旦委以总戎，深自勉励，尽忠勤之节。被围之后，上下猜惧，元帝唯于襃深相委信。朱买臣率衆出宣阳之西门，与王师战，买臣大败。襃督进不能禁，乃贬为护军将军。王师攻其外栅，城陷，襃从元帝入子城，犹欲固守。俄而元帝出降，襃遂与衆俱出。见柱国于谨，谨甚礼之。”此处与《于谨传》完全一致。王褒知道的事情，宇文泰怎么可能不知道呢？“深自勉励，尽忠勤之节”，又置胡僧祐于何地，置“柱国常山公家奴王褒”于何地？实不足采信。

《周书·萧大圜传》亦记载“元帝降”。

百度百科（或源自中华书局版）对《周书》的批评：“周书主编人令狐德棻的祖父令狐整是北周的大将军，宇文政权骨干人物之一，其他两个编写人也在不同程度上和宇文政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家世不止是周书编者所特有，包括唐朝王室在内的唐初当权人物，也多半就是西魏、北周骨干人物的嫡派子孙。这样就规定了对周书的特殊要求，即不仅要竭力歌颂宇文政权的骨干人物，所谓‘关右旧族’、‘八柱国、十二大将军’，而且啧啧叹赏‘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凡是唐朝的达官贵戚，周书总要想法为他们在周代的祖先立传，并往往不惜歪曲事实加以颂扬。比如，杜杲并无多少值得记载的事迹，但他却是唐朝宰相杜如晦的曾伯祖，杜家是关中头等门阀，唐朝谚语说‘城南韦、杜，去天尺五’，周书没有杜家的传，不是‘缺陷’吗？因此特为杜杲立专传，但由于事迹实在不多，只得把他出使陈朝的一些无谓的应对之辞塞进传中，以充篇幅。萧詧是梁朝的宗室，为了争夺帝位，不惜勾结西魏军队进攻梁朝的疆土，导致江陵十余万人民沦为奴婢的惨祸，自己卑躬屈节，充当西魏军监护下的傀儡皇帝。而书中竟给他作出‘盖有英雄之志，霸王之略’这样与本人立身行事截然相反的评语。其所以如此，正是因为这个萧詧是唐朝另一个宰相萧瑀的祖父。这类例子，周书中举不胜举。连唐代另一封建史家刘知几也说：唐初编写五朝史的特点，是‘朝廷贵臣，必父祖有传’，而且‘事有不同，言多爽实’。这种情况，虽为五朝史所共有，但周书显得比较突出。”这段批评实在是入木三分。

《隋书·音乐志》：“第十，改汉《有所思》为《拔江陵》，言太祖命将擒萧绎，平南土也。”《音乐志》中“擒”字数见，都是俘获，无逼降之意。八《书》二《史》他处皆只记载江陵陷落，未载梁元帝下落。

《梁书·胡僧祐传》：“西魏寇至，以僧祐为都督城东诸军事。魏军四面起攻，百道齐举，僧祐亲当矢石，昼夜督战，奖励将士，明于赏罚，众皆感之，咸为致死，所向摧殄，贼莫敢前。俄而中流矢卒，时年六十三。世祖闻之，驰往临哭。于是内外惶骇，城遂陷。”此处亦未载梁元帝下落。然而可证伪前文的“未至而城见克”、“梁主屡遣兵于城南出战，辄为谨所破”的说法。从前文整体可知，西魏的攻势主要集于城东、城西。城南毗邻长江，江面更有徐世谱的水军，容易被梁军反包围，以谨慎称的于谨没必要冒这样的风险，更何况从后文看，西魏也没有能力对一面环水的江陵城实施四面包围。那么为何要营造“城南之战”的假象呢？很简单，为了营造“未至而城见克”、“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假象，这样很符合关陇贵族集团崇尚《周礼》、爱搞形式主义的口味。

六

四面围城之不可能和受降仪式之可疑

《梁书》：“庚子，信州刺史徐世谱、晋安王司马任约军次马头岸...十二月丙辰，徐世谱、任约退戍巴陵。”江陵城南北面是梁军，南面是徐世谱的水军，而西魏根本没有一个水军将领。梁军力量虽弱，毕竟与魏军交战了二十六天（按《梁书》）。按照军力对比，于谨不可能封锁城南。此其一。

于谨以谨慎称，没必要对江陵四面合围，以求捉获梁元帝。而且在他为梁元帝拟定的上中下三策中（见《于谨传》），上策是弃守江陵，逃到丹阳（即建康），这对宇文集团固然是最坏考虑，也并非不可接受。此其二。

《梁书·王僧辩传》：“长子顗，承圣初曆官至侍中。初，僧辩平建业，遣霸先守京口，都无备防。顗屡以爲言，僧辩不听，竟及于祸。西魏寇江陵，世祖遣顗督城内诸军事。荆城陷，顗随王琳入齐，爲竟陵郡守。齐遣琳镇寿春，将图江左。及陈平淮南，执琳杀之。顗闻琳死，乃出郡城南，登高冢上号哭，一恸而绝。”江陵内城的负责人王顗成功逃脱，最有可能的路线就是渡江与徐世谱、任约会合。这也说明于谨没做到封锁城南。《陈书·周弘正传》也记载周弘正从江陵逃至建康，而周弘正是一介文人。此其三。

那么梁元帝为何没有逃脱呢？时间顺序大概如此：辛亥日，梁元帝出枇杷门（按顾祖禹《读史方舆》，为内城东门）督战；在城东作战的胡僧祐中箭牺牲；梁元帝前往吊唁，军心大乱；西门守将被内奸杀害，外城陷落，魏军梁军相互混战；梁元帝被魏军轻骑兵活捉；内城王褒和叛变将领挟持文武百官投降，主持内城防务的王顗等人率众逃脱；梁元帝被押回内城，王褒挟持梁元帝、皇族、部分文武官员，与于谨等举行投降仪式。

七

既然梁元帝是被俘而不是投降，那么在被俘之前，胜负尚未分晓，没必要焚书；被俘之后，没能力焚书。此是梁元帝焚书不可解之一。

梁元帝焚书，《梁书》不载，颜之推不道，至隋朝方有此说，年代越久，故事越多，至《资治通鉴》集其大成。此是梁元帝焚书不可解之二。

梁元帝焚书，高善宝完全可以不遵命，将书籍献给西魏，岂不义利两得。此是梁元帝焚书不可解之三。

梁元帝焚书，处于战败之时，兵荒马乱，群臣自顾尚且不暇。十余万卷图书，相当于约一千本《史记》，将其全部取出，工作量亦不小，固无迅速焚烧之理。若于藏书阁内四处点火，焚书者不惧引火烧身乎？何必为此费力无功之事？此是梁元帝焚书不可解之四。

按《隋书》，藏书阁位于江陵外城，外城陷后已为西魏所据，梁元帝不可能有条件焚书。此是梁元帝焚书不可解之五。

按《周书》，“府库珍宝”、“宋浑天仪、梁日晷铜表、魏相风乌、铜蟠螭趺、大玉径四尺围七尺、及诸轝辇法物”俱在，独书籍焚毁，此是梁元帝焚书不可解之六。

按《周书·萧大圜传》，《梁武帝集》四十卷、《简文集》九十卷，俱为魏军所获。未定稿的《金楼子》也应于江陵陷落时为魏军所获。梁元帝焚书，唯独落下这些带有家族隐私性质的书籍，此是梁元帝焚书不可解之七。

综上所述，“梁元帝江陵焚书”说实在说不通，只能作为关陇贵族集团的“官方说法”。

八

既然梁元帝不可能、没有时间、也没有做到完成焚书，焚书的主使者，显然只能是宇文泰、于谨、宇文护、杨忠、韦孝宽等人。西魏——北周的文化甚为落后，不但远不如梁朝，甚至不如北齐。对此黄永年先生多有指出。这些人对南朝的文化水平充满嫉妒，而且并无多少道德可言，做出焚书的事自然也就不足为奇。并且以这些身经百战的将军的智谋，也必然会令西魏士兵伪装成梁朝士兵进行焚书，并在事后大肆散布梁元帝焚书的流言。

然而，当时的梁人大多知道梁元帝被俘，因此对梁元帝焚书的说法自然无法接受。因此《梁书》中并无梁元帝焚书的说法。随着关陇贵族集团的长期执政，真相日益被湮没，以至于不复存在。焚书也成了梁元帝昏君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历史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历史是胜利者的宣言”，“胜利者是不受责备的”。